网络与电视各自的优势及互动

一
　　网络是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出现的第四媒体，它进一步打破了思想创造的壁垒，使生产和传播思想文化不再是少数精英阶层的特权。
　　到目前为止，网络与电视互动的努力方向大多局限于实时的互动。电视制作的计划性和策划性很强，不论形式多么开放的节目，由于现场的反馈而产生意想不到的变化的可能性很小，因而观众的互动只能是表面性的和可操作性的。真正的互动应该体现在大众对文化、社会问题的讨论、关注和争论，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反映到电视节目的制作当中去，网络使这种讨论更为便利和开放。
　　网络媒体还使大众参与到媒介的生产和消费中来，使那些迷恋于电视的观众们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参与。所以，电视和网络的互动可以充分发挥媒体各自的优势，扬长避短，最大限度拓展人类认知世界的视野，发挥人类思维的能动性和创造力。
　　
　　二
　　由于电视的方便性和“亲和性”，它被人们称为“侵入性”的媒体，即它的存在几乎是超选择的，人们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和自我克制才会“选择”不去看电视。电视变成了“一种力量的放大器、一种向对方施放信号的方法和工具”，这也是为什么在工业社会，能够“避免”电视的吸引，是少数精英地位与特权的标志。这与我们最初将电视的普及当做是对经济文化权利的追求和进步的标志，有着历史的错位。
　　网络，尤其是宽带的发展，又给我们增加了一个“侵入性”媒体。而这种媒体对其他媒体的吸收融合能力，使它发出的“磁力”无与伦比。它可以将人们对“选择”的渴望内化，保证人们可以通过对互联网的“忠诚”来换取它所提供的“选择”。这样一种强化而不是消解人们惰性的技术，自然会为渴望攫取最大量受众的各种政治、经济势力所青睐，并不惜资本保证它固有的惯性。
　　
　　三
　　由于电视传播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且需要调动大量的资源，不论在什么社会环境下，对电视的应用都有集中、垄断和非大众化的特点。如果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传播渠道、信息和观点交流的平台，天然地有利于少数精英的控制和操纵，自然不利于社会的民主化和大众参与社会文化的构建。网络互动如果能够达到有利于普通观众以某种形式参与电视制作的目的，应该是它存在的最大作用和意义所在。
　　在媒介社会的新环境下，“受众有对信息回应和交换的渠道，使公众不再仅仅是新闻事件和外交谈判的观众，而且可能是事件解决、政策形成和谈判的参与者”。当然，这还取决于媒体与新闻事件和外交谈判的主体（最终决策者）之间关系的定位。有人举出海湾战争中美国总统先从CNN了解战事近况再听取官员汇报这一例子，指出新闻报道已经开始影响政策的形成 （当然这还不是受众参与影响重大事件的例子）。但是，这一论断忽视了一个因素，那就是越战后美国政府对媒体的报道加强了控制，为的是避免再次出现越战期间媒体的报道影响公众舆论向不利于政府的方向发展。而美国主流媒体大都以国家利益的名义积极配合政府这一限制举措。因此，对海湾战争的报道已经不是理论意义上的独立新闻报道，而是媒体主动与政府合作并接受政府审查与规范的宣传性报道。这时，媒体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在工作，是在执行而不是影响政府的决策。
　　在网络时代，公众通过网络媒体享有了前所未有的知情权，所以对政府的决策可以施加间接的影响。例如：在美国，揭露克林顿性丑闻的《斯达尔报告》，洋洋数万言，要在以前，没有哪一家报纸会登出来。但在网络时代，它在一夜之间便通过网络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于是公众便形成一种舆论压力，对整个事件的进程产生了间接的影响。这个影响也来自于美国以外的舆论压力，这在网络时代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四
　　网络和电视媒体之间越来越注重于二者的互动，那么，这种互动怎样才能取得比较好的传播效果呢？必然是应该找到网络和电视能够互补的地方。电视是实时媒体，除非录下来，否则无法及时回顾和反复观看。而网络在这一点上既有印刷媒体可以随时翻看的优点，又克服了报纸书籍等发行反馈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缺点。网络可以作为稍纵即逝的电视节目的资料库，也可以为电视节目的评论、深度报道和无法在电视中表现出来的相关信息提供一个公共空间。
　　在大力推动互联网开发利用的同时，如何把网络空间纳入现实社会管理，规范网络传播秩序，确保网络信息安全，大力推进网络文明诚信建设，贯彻党和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互联网工作的一系列部署要求，走科学发展之路，推动我国网络媒体建设迈上新台阶，是一个新课题。
　　
　　（作者单位：潍坊广播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