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不能白分股权

现在都说国企改革这么难、那么难，但是从实际生活中看，解决国企问题的所有要素应该说基本都齐全了，现在差的只是政策总结和合法化
　　什么是贴身经营？就是要让掌握企业控制权的经理与公司有资本纽带，没有资本纽带，多数人都会搞短期行为，搞成本最大化。
　　政府退出后市场里由谁唱主角？只能是企业。企业制度非常要紧，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存亡。现在都说国企改革这么难、那么难，但是从实际生活中看，解决国企问题的所有要素应该说基本都齐全了，现在差的只是政策总结和合法化。
　　目前和农村改革早期一样，管用的东西不能讲，能讲的东西又不那么管用。恐怕不能指望中央政府先提出一套办法来解决国有经济的问题。中国这么大个国家，发展和认识都极不平衡，中央政府只能在实践基本行得通了、大多数人也赞成以后才能讲话。但是探索的工作要地方来做。其实底下早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根本的问题是，企业的控制权已经放到经理手里了，但经理掌握的企业控制权不向利润最大化的方向用。为什么？因为多创造利润与经理层没有多大的利害关系。这个问题不解决，经理手中的控制权就会往别的方向用，比如多花成本，多签单，多作关联交易，把好处转到亲朋好友那里去，或者无所用心，得混且混。总之，多花成本，或者叫成本最大化，追逐的就是扩大成本。
　　有人论证利润最大化对国有企业不重要。对这种宏论应该这样回答：本身不追逐利润的企业究竟从哪里获得资源？财政不断地拨款，借银行的钱不还，还是赖其他债权人的债？企业不追逐利润，又有谁会从外部给它投资？金融投资为的就是分享企业的利润，你不追逐利润又有谁会来投呢？现在国民经济憋就憋在这个地方，一面有大量的储蓄，一面却投资无门。
　　解决的办法就是让掌握控制权的经理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并在竞争形成的要素市场上获得部分剩余索取权，最终使经理的管理决策和行为与企业的赢利目标相容。在惠州我们看了几个企业，与传统国有企业的办法都不同。高级经理到岗位上，就必须持一部分企业的股份。这和上海和山东等地的经验是一致的，基本经验就是不能让经理白白分企业的股权，而是必须买。没有足够的钱，就通过融资，让经理先对公司负一个债务，将来靠分红所得还贷，真正获得相应的股权。
　　什么是顺德讲的贴身经营？就是要让掌握企业控制权的经理与公司有资本纽带，没有资本纽带，多数人都会搞短期行为，搞成本最大化。这个道理已经只剩一层窗糊纸了，一捅就破。与其在那里人为发明所谓“国有企业走出困境”之道，不如好好总结实践经验，凡管用的就肯定下来。
　　没有好的公司体制，政府是退不出来的。企业改制这件事情虽然有这个风险、那个风险，但一定是收益大于支出。不要等上面开了口以后再来，等不来这一天的。先得从底下把它拱出来，做得通，方方面面都能接受，工人觉得这样好，企业也觉得好，地方政府也觉得好，把它做通，然后再来一个事后承认主义，变成章程，变成地方性的法规，然后再变成全国的制度。
　　这一步一定要跨出去，否则政府想退出市场也退不出来。企业如果没有利润动机，老是搞成本最大化，经济增长就不会有骨干。
　　企业的体制搞对头以后，现在谈得很热闹的“启动市场”、“开发市场”的主体就很明确了，这个主体只能是企业，而不是政府。
　　过去一讲企业就讲制造业，现在看来，这个观念要大大突破才行。怎么开发市场比制造业的管理更重要，企业的第一功能应该是开发市场。国内制造业里所有名牌公司，如科龙、联想、海尔等等，最大的本事就是做市场。
　　1996年我刚回国时看的第一个公司是济南的小鸭圣吉奥，有一个庞大的营销网络，人员比例是一个生产工人对0.7个市场营销人员，完全改变了传统工厂的概念。
　　惠州的办法是先通过几个骨干公司做营销网络，开发市场，创品牌，然后再向制造业扩张。这是因为制造业的生产能力现在很过剩，而关于怎么搞制造业的知识，在长江、珠江三角洲，普及程度非常高，问题是没有订单。只要有营销能力，所有制造业厂家都要跟你谈，这就是市场网络为王。
　　联想的经验并不是掌握可以与硅谷竞争的高科技，而是首先靠手里有一个高科技产品的营销网络。先帮你卖东西，挑好的卖，落下一个好的销售网络，有了这个网络名牌厂家就只好找你谈判，跟你合资，最后就有实力上自己品牌的产品。
　　TCL的经验也是市场能力领先。他们有6500个生产工人，6500个销售人员。如何管理分布在全国的6500个市场营销人员，要比车间管理难得多。
　　今年上半年TCL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10％，其中65％靠的是做农村市场。他们做市场甚至细致到了“村庄意见领袖”这一级，就是对老乡有影响力的人物，不一定就是支部书记，往往是镇上的修理工，因为他老修电视，知道返修率，他说哪个牌子好，哪个不好，对农民的影响很大。
　　珠江三角洲加工业能力大，市场销售是大问题。过去一部分靠港商和台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恐怕更多地要靠内销能力。作为企业行为的市场营销和市场开发，不仅是当前启动市场的大问题，也是今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工业的大问题。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此文为作者今年在广东的一次演讲纪要)(摘自财经时报)